我們沒有很多時間：梁莉姿《日常運動》

一）《日常運動》的第一章名為〈新城市〉，寫沙田新城市廣場。這個位於新界東的主要購物商場，口號長久以來都是「The town is ever new」。這標語總是印在一些在維護、翻新、內部整修、禁止內進的圍板上。《日常運動》就是梁莉姿自《僅存者手記》整修後的ever new。

在《僅存者手記》裡，敘事者有一個距離的問題，那就是「我」是怎樣知道「別人」內心，並幫其他角色下政治斷言的？到了《日常運動》後，這個問題因為第三人稱而解決了，有一個浮在所有角色之上的敘事聲音在。不過，這裡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怎樣去寫角色的內心，而不致看起來像是堆積角色意義，而不是講好一個故事？

智良在推薦序分析《日常》時，認為這部作品有「敘事聲音偶然的大幅介入，補白角色未能自覺的情動、貪嗔、無明與毀損」，因為「作者心願其筆下人物能得到溫柔的照顧與陪伴」。換言之，敘事聲音用來補充人物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它是一個心理／形勢／政治分析。這是《日常》能合理做到，而《僅存》被鎖定在「我」的視野內時做得踰距的。

不過我認為不只於此，這只不過是人稱的小事。因為有一些敘事介入似是偶然，但更多是承擔了小說功能。那是節奏。《日常》有不少篇幅都相當明快，人物動機、時代環境、扭在一起產生衝突，在輪番上演後敘事聲音就插進來分析一次。就像三次鼓點後的一次重拍，而非《僅存》的三個重拍一次輕拍。距離是小說要拿捏的最重要問題，而《日常》無疑比《僅存》好。

二）《日常運動》裡有極多問句，角色自問的、互問的、敘事者自問的、敘事者問角色的、也有問讀者的。甚至最後可以視為，全部問題都在問讀者，比如說：我們曾無比堅信喜愛的物事，最後避之如洪水猛獸，為甚麼？

也許是受到內文影響，或是近來的政治—寫作氛圍，智良在序裡也是提了非常精彩的十個問題，附在本文文末。而問句這個形式，反映了《日常》如何游走在角色距離之間的特色。「她極端而痛苦，但若不極端，則如何堅定？」是角色的自問，也是敘事者對她的分析，同時也是將讀者拉進這個情緒的一圈繩索，讓閱讀時與敘事者站在一起，建立牢不可破的共謀關係。

在台積電文學賞的評審紀錄中，《僅存》被稱為可能是香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想這跟小說中敘事者突然跑出來的講故事的手法，應該有些關係，與此同時，昆德拉擅長讓讀者靠近自己，加入一起分析解剖他筆下角色，獲得或多或少的優越感。我是showing的粉絲，對於telling總有疑慮，對於《輕》跟《僅存》我總有這種疑慮。但《日常運動》採用的方法是asking——這是一種把人吸進去的技術，而且總是不知不覺。

問題能聚焦人物，亦能遠離人物，能讓敘事聲音進入人物內心又可以透過人物詢問讀者。這是一種很有G哥特色的寫法，相信如果認識她，也應該能在讀小說時幻聽出她那煙酒嗓的「點撚解會係咁？」而她的人物全都是這個問句的變形。為甚麼會搞成這樣，為甚麼矛盾，為甚麼不能坐下來好好談，為甚麼會覺得能夠坐下來好好談？「到底要如何選擇？做甚麼才是對的？走哪個方向才不會錯估形勢，不會痛恨過去或未來的自己？」問號作為一個情緒的休止符及增強號，節拍鮮明，在明快的敘事中切開前後兩段故事。所以說起來，我還是喜歡情節起伏有跡可尋的小說的。

三）《日常運動》各篇的人物動線大概如此：日常生活—遭受衝擊—找尋慰藉—此慰藉之事化為日常。起始都是一條下降的線，在慰藉後上揚，此後各散東西。慰藉之事可以是抗爭，可以是不去抗爭，可以是吃（〈新城市〉裡那很小、很美的事），可以是約炮，可以是選舉。總而言之，角色活著總是需要一些選擇，而選擇成了角色本身。而敘事聲音跟問句，構成了角色動線的節奏感。

但無可避免的，是有些角色過於飽滿，比如說當熊貓的故事展開、收回、展開、收回、展開、收回時，必然構成倦怠。而這極為悲劇的，並不純然是小說技巧上的問題，而是「日常—運動」之間的矛盾。因為當運動屈摺進日常後，一般在日常感到有意義的事，都被運動的巨量意義洪流沖走了。這是《日常》探討的事，也是它在形式上被綁架的事，作為讀者，會在展開與收回之間倦怠。once you go 運動, you never go back to 日常。

這也是《日常》一書碰上的難關，它的設計是人物會重覆出現（作者嘗試定義它為一部長篇小說），每出現一次，人物的意義就加厚加重。但與此同時，人物有時出現得沒有動機（不是沒有敘事動機，是沒有角色動機）。固然，沒有動機這件事是寫實的，因為在抗爭時期我們連觀察和思考都吃力，還哪來的力氣想要做些甚麼，但在小說裡，這些越來越厚的人就堆疊起來，開始擋路。

於是問句、敘事聲音介入、切碎段落、插入對話等，就成了清除路障的利器。它們嘗試讓被運動撐破的日常保有節奏，讓疊加的人物意義不致累贅。但當節奏再也無法明快，運動跟日常就會互相拖曳，亟力將對方拖進深淵，而讀者也隨之墜毀。幸好這樣的部分只佔極少數。

四）最後是我自己的一些問題。在讀《日常運動》時，我會思考，到底我覺得這本書好看是因為我是香港人，還是因為它寫得好？（後來才知道讀到不斷想抽煙不是我的問題，智良也是）絕對不是角色動機讓我讀下去的，是甚麼讓我讀下去的？政治？社會運動？道德？係愛定係責任？

奧茲的《朋友之間》是一部短篇小說集，但各篇的人物會交錯出現，描繪了一個地方的生活圖景。各個角色各有想做的事，各有包袱，各有成功與失敗。而《日常運動》各篇人物交錯出現，各有包袱——但是不是每個都有想做的事？不是。他們不是有想做的事，是這個時代逼他們去做些甚麼。所以，做得有氣無力。抗爭是可以有氣無力的，這是《日常運動》告訴我們的事。

而我的問題是：我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等等時，我其實看不見捷克，我看到蘇聯。我讀《鋅皮娃娃兵》，看不見阿富汗，只看見俄羅斯。那麼，如果不是香港人，讀《日常運動》時，看不看得見香港？（換言之，我在小說裡看得見香港，是不是只是因為，我從香港來？）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我留待跟G哥六月三號在台北書展的對談再問，在這非傳統的、不以人物動機為主的書寫中，我期待討論。

五）附上李智良在推薦序〈分岔的風景〉裡的連續追問：

以社運為題材的創作，是不是販售悲情、消費抗爭者犧牲與創傷的「人血饅頭」？是不是演示激進姿態的精神勝利法？抑或是倖存者的自我安慰、逾時失效的贖罪券？以海外讀者為言說對象，抑或香港讀者優先？應該跟普羅大眾的語言和品味靠近，方能「貼地」，抑或應該創新語言，拉開距離，展現更自由激越的想像？港式粵語就是「我手寫我心」，英文寫作便是朝向「世界」？應否「策略地」自我東方化，展演某種「港味」形象與腔調迎合外界的凝視，換取能見度？是不是除了報告文學與現實主義，便沒有合乎倫理的美學可能？怎樣的倫理？對誰、對什麼價值忠實……

而在遺忘與被遺忘以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