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如暴雨一樣落下：陳寧《枝繁葉茂》

原刊於Openbook。

對談從一首香港經典流行曲開始，陳百強〈一生何求〉。冷暖哪可休，回頭多少個秋。準時抵達的聽眾剛推開書店大門，就驚訝察覺自己沾進了80年代末濃厚的香港氛圍。現流冊店有曾經舉辦音樂會的音響設施，《枝繁葉茂》的作者陳寧與小說家王聰威靜默坐著，聆聽一個被人稱之為黃金歲月的時代遠去，隨著陳百強的歌聲裊裊完結。沒料到我所失的，經已是我的所有。

陳寧無縫接著朗讀《枝繁葉茂》的第一章選段：歌生於1989年，電視劇《義不容情》4月開播，街知巷聞。主題曲〈一生何求〉寄盡一生滄桑與迷惘，熒繞家家戶戶窗前。歌者丹尼（陳百強，Danny Chan），彼時紅到盡頭，歌人合一，靈魂歎息。是年電台的金曲頒獎禮，最受歡迎男歌者，三甲排名順序：賴士利（張國榮，Leslie Cheung）、亞倫（譚詠麟， Alan Tam）、丹尼。

人聲

用廣東話的韻律與節奏切入，讓觀眾感受作者的腔調語感，這是陳寧新書《枝繁葉茂》在台灣唯一一場發表的開場。與談人王聰威是作者將近20年的舊識，也是她的長期讀者。對於新書，他提出了這個問題：陳寧一直是以散文為主的寫作者，以前即使有出版短篇小說集（《交加街38號》），但大部分讀者讀起來的感覺，筆調和情感都是散文式的。現在初次挑戰長篇小說，如何看待身分和技法的轉變？

「寫作者在漫長的路上，肯定會用到不同文類。」陳寧以過往的工作經驗來分享：從頭到尾只寫散文的作者是很少的。她曾經同時在兩岸三地都有開專欄，想當然不會只寫一種文類。「不是我去選文類，而是編輯找我寫稿。」她相當佩服有些小說家以小說為志業，每隔一陣子就能寫出厲害的小說。然而陳寧沒有想那麼多，她只是因應想寫的東西選擇形式，「坦白說，是小說找上了我。」

重點在於被選擇，一種被動。《枝繁葉茂》從2018年開筆，源於作者生命裡一些比較重要的朋友相繼去世。他們在壯年或風華正茂之時離開，如若對談開場時引用的陳百強和張國榮。「我很想去寫一個我所經歷的香港時光，很自然就使用了小說，因為散文無法承載這些東西。」儘管如此，2018年開始寫的長篇小說碰上了2019年的香港社運，立刻就被擱置了。「故事透過我被寫出來，我是一個中介。我有非寫不可的動力，下一本書還是會用小說這個體裁，這樣比較能寫出我想寫的東西。」

腔調

死亡的召喚，政治的切斷，被動的還有寫作的技術。2019年陳寧曾經停筆，還有一個原因是她其時尚未找到這部小說的腔調。如若那段開場時唸誦出來的引文，被撰序的鍾曉陽定義為「地道語與典雅語混雜的風格化語言，熱筆寫史，暖筆寫情，冷筆寫無常」。王聰威也指出，過往陳寧散文的句子比較長，但《枝繁葉茂》的句子很短，有一種說書式快拍子的感覺。

陳寧採用的是粵語的腔調，她指出故事裡的香港作為舞台，有著不同的聲音：歷史可以用典雅筆法，而人物可以麻甩，小說不是為了書寫官方的歷史角度，而是以人物的角度來顯出歷史的背景和細節。《枝繁葉茂》寫一個在香港成長的普通女生，她受殖民地教育，接觸外來西方文化。

「我想告訴大家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成長時會碰到甚麼，對小孩子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學校教育。主角是一個殖民政府用心培養的精英，但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英，不是精英的人就會被刷走。我特別想寫的是即使一般被認為無憂無慮的小學時期，也會碰上分級制。」沒有選擇，又逢階級，那是香港潛藏的「贏在起跑線上」遊戲規則，《枝繁葉茂》刻劃的就是這40年的香港。在這裡，陳寧特別強調的，其實是「沒有所謂的黃金年代這回事」。

說到香港的黃金時期，基本上人人都會直接聯想到80年代的盛況。經濟的狂飆，娛樂的鼎盛，然而這些在陳寧眼中都是後見之明。「19年的社會運動，20年的國安法，很多人離開了香港後懷念以前的香港。但我始終懷疑——我出身新聞界，所有事情我都會先懷疑——80年代是我家人朋友們經歷的香港，但那時並不覺得是黃金時代。」她引用My Little Airport〈那陣時不知道〉：置身的日子都發亮。

記憶

但《枝繁葉茂》要講的不是最好的時光，就以開場時播放的〈一生何求〉為例，在媒體塑造及大眾印象裡，陳百強是正派而張國榮是反派。大家懷念的80年代裡，張國榮其實過得不怎麼好，但後來張國榮紅了又把陳百強比下去，陳百強亦敏感受傷。「那是我所知道的真實香港：不管甚麼時代生存都很困難。然而，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世界也會運行下去，總是有甚麼在生長。」在形容大環境之時，陳寧一反先前提到的各種被動狀態，存在主義者般地強調了個人的選擇與能動性。

這40年來，香港有無數的大事件，在陳寧的眼裡一次比一次更強。近來10年已經有2014年、16年、19年三次抗爭。「比較事件的強度是沒有意義的，我希望無差別地對待所有歷史事件。」她嘗試用個人體驗來解讀歷史，換言之，將歷史的意義從宏觀的敘事轉移到主觀的情感上：「有些人也許會覺得2014比2019更嚴重，又或有些人的心早在1997已經離開了香港。我在書裡不是要處理某個歷史事件，而是寫香港這40年來在某些人的眼裡，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最重要的，是主體要在自己身上，人的選擇和行動才是最重要的。時代沒有大家說的那麼好，也沒有說的那麼壞。」陳寧在對談結尾如此寄語讀者：「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選擇，就足夠了。」而這段話，也是王聰威所歸納的《枝繁葉茂》：守護歷史，見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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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聯合文學》十一月號：一條路也不能走進兩代人

短句如暴雨一樣落下，是陳寧的小說《枝繁葉茂》帶來的第一個印象。四字句層出不窮，六七字句連貫襲來，一陣窒息的感覺從黃金的香港一九八○年代一路握緊到大疫蔓延的二○二○年代，毫不放鬆。《枝繁葉茂》的香港從盛到衰，從迷惘到不適到無路可出，全在急劇折斷的句形之中鋪張揚厲。

一種不快點講完就沒有了的焦躁，從序章中角色們的弔詞裡表露無遺。這裡刻劃的，是從所謂黃金的八○年代香港裡，如何由於政治形勢一換再換，身處時代的眾生通通失去了原先能夠安身立命的立足點，地基一夜之間盡成浮木。

在急劇動蕩的年代裡，作為長篇小說需要交代的背景太多，《枝繁葉茂》採取的方法是陳述，大量的陳述。陳述—事件—陳述—判斷。短促的句形如步操齊整往前，一陣行進感由始至終引領全書。然而那些時代畢竟複雜，並且遙遠。《中英聯合聲明》也將在明年滿四十周年，要講述那段時代，作家無可避免地要使用壓縮的技法，把時代壓成符號。由是，書裡出現的beyond、羅大佑、電視劇、學校、歌劇，全都是用以定位的座標。符號化的香港在前場也在背景，在前方也在暗處。我們必須通過這些符號來快速進入那段香港的時空，這是一種達意的手段，也是一種歸納法。

是否應該符號化香港，在近年的香港文學裡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派會認為——尤其是二○一九——不應被輕易歸納為符號，這在倫理上不尊重當事人。又有一派會認為符號化方便理解，尤其是如果讀者並不熟悉香港，這些背景不應造成額外負擔。這是一種書寫意識形態的爭論，尤其是後者，幾乎在任何道理上都能講得過去：對於左，有更多讀者就能連繫出更大的力量；對於右，讓文章在市場上增值就擴大了接觸面；對於中間，文章可以成為一個方便經過的樞紐。

但寫作始終是一件首先屬於作者本人的事，寫作的意義首先朝向作品本身展開。如果採用符號化，就首先是因為這種方法可能承載作品本身想要表達的意義。符號顯然並非為了迎合左中右的讀者——正如作者的意圖並不可考，讀者亦無法捕捉——而是因為符號化能最大化傾瀉事件的效果。在《枝繁葉茂》裡，短句、陳述與符號輪流上陣，小說使人目不暇給的原因正是這三者交纏爆發的緣故。

這四十年來的香港，是一連串的短句歸納，間雜在綿延的歷史長句之間。它尖銳突出，而又脆弱不堪，狂暴向前卻又隨時彎折。「路斷了，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一個人不能走進同一條河兩次，原來，一條路也不能走進兩代人。」當一條路無法走進並且複製時，將它歸納出一系列的符號，就是嘗試與未來一代溝通的方法。

《枝繁葉茂》的書寫告訴了讀者一種關於寫作的驕傲，如若香港。它劇烈地訴說了一個美好時代的遠去，當然，全書最初引用的齊克果「生命是要往前走，但要回過頭來才能明白」早已明言，它所呼應的，是陳寧十多年前為My Little Airport作詞時所寫的末句：我記得，我怕我將不記得。香港的故事在夾緣間枝繁葉茂，在名利場裡風雨飄搖，唯有記憶，值得讓文學揉身向政治展開一場永恆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