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血緣，終於血緣：陳慧《弟弟》

陳慧《弟弟》的故事始於血緣，終於血緣。血緣關係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親近，它首先能夠強制一些溝通失效的角色擠在同一屋簷下，衝突、磨碎、纏繞、攤平、曬乾，捲在一起點一把火。也同時指向時間，遺傳與複製，以及時日逝去舊事已過的、淡如清水的和解。

雖然和解，敘事者譚可意從一而終地疏離。孤僻，其他角色對她的評價：刻薄，設法躲避情感交流。譚可意的人生目標與行為準則在十二歲那年，在第一章第一節，已命定與初生的弟弟譚可樂緊密相連。為了照顧弟弟，可以與九七回歸後重新適應世界的父母劃清界線；為了照顧弟弟，可以把個人的愛情置於一旁；為了弟弟，她甚麼都可以，可以把自己抹去，成為助燃劑，孵化器與彈藥庫。

但首先的衝突永遠是代際，這是一個家庭故事。「可樂就是要做些上一代人不會做的事情，如果年輕的生命只能走成年人走過的路，重複去做他們做過的事情，這世界就真的徹底絕望了。」上一代人，在《弟弟》裡原本躺平度過九七，卻在○○年代像打了雞血一樣搵錢。畢竟有錢不賺算什麼香港人。鑽營，變陣，香港模式。而譚可意這一代人，在一個尚未明朗卻錯覺有希望的時代成年，價值觀不同，但依然累積經驗與資本。至於可樂，姊弟相差十二歲，已是兩代青年。他們連憂鬱的原因與過程都並不相通。

但就在代溝與意識形態相距巨大的關係裡，一種從上而下，從外到內的事件逼近了所有人，貼身的程度甚至讓人噁心失措，像手套般內外翻轉。那是二○一四，「我們是命運相連的無名群落。我們一起留下，我們一起離開，從此以後，誰也不能拆散我們。」硝煙與警棍，口號與橫額，大環境整合了過往疏遠——或以一個古遠的詞：各自為政——的角色，重新洗牌，調整視野與關係。失能的關係再次接駁，平滑的關係異樣歧出。在這段七十九天的佔領時光裡，《弟弟》前半部分的劇情從街上掘起，在手上掂掂重量，猛力投出。

從投出到落地不過七十九天，接下來是長久的憂鬱。一種PTSD。可樂「就像躲進洞穴裡舐著自己傷口結痂的獸，無人能打擾」、「我們就這樣默默坐著，喝光一壺又一壺黑咖啡。深夜時分，就對好心叫我們早些去睡的人說：你去死吧。」

儘管二○一四切分了此前與以後的兩種生活，但敘事者譚可意，雖然迷茫，大多時候孤僻，依附弟弟，她的情感邏輯始終如一。在她的世界裡，沒有和解，只有妥協，沒有理解，只有接受。她從十二歲開始建立了心靈障壁，以至當她面對愛人時：我們相愛，但我們並不明白彼此。

一如可樂面對雨傘與催淚彈時建立的障壁：每晚在海邊徘徊到天亮，直至早晨，若無其事地回家。

一如故事中段從日常生活若無其事地切入民主運動，生活的重心傾斜了，像關係的基礎已不知不覺地偷樑換柱。快速的切換源於現實確實如此，也來於《弟弟》的敘事始終維持著俐落的剪裁，明快如剪開一匹布般的動態底下匿藏著明顯的版型，實際披起來就是一個時代。即將迎來第十年的上一個時代。在平淡的角色動態內部千瘡百孔的時代。那被反覆強調並不是夢的時代：

始於血緣，終於血緣，血緣關係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親近。但從二○一四開始，關係的邊界已經擴散消弭，不證自明的關係從家庭鬆動重組，「香港」成為了新的血緣，新的bonding，強制一些溝通失效的角色擠在同一屋簷下。當然那些故事在如今看來已是史前史，但故事之所以為故事的意義不在於它的流行，而是動人。眺望著火堆般的夕陽，《弟弟》刻劃的是動蕩終於開始顯形擴散的那個香港，日常關係的重組再重組，以及無可奈何，以及一種總是能被指稱之為愛的彆扭情緒——我們如若小說角色，始終不擅表達，直至時代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