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是叛國罪，文學是宣傳煽動：烏琵《自由》

《自由》的故事在第一部的結尾處徹底翻轉，一洗先前令人困擾的天真爛漫。從此以後，世界天翻地覆——在蘇聯解體面前，採用這種措辭不算誇張。在這部將鏡頭聚焦於一九九○年阿爾巴尼亞的回憶錄裡，蕾雅．烏琵（Lea Ypi）寫下她還是小女孩時，在舞台一樣虛假的共產世界裡的處事方式。

女孩的成長故事絕對不是相當獨特的體裁，不過，《自由》的暗湧在細節裡，就像以下這個有點引戰又有點幽默的段落，我們不能忘記是從一個還沒唸中學的女孩的視角出發：「我的家人總是對誰讀完大學非常感興趣。我的家人對政治有多不感興趣，就有多愛談高等教育。」烏琵這樣回憶童年：「按辛苦程度排名的，除了大學本身，還有課程內容。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大學唸國際關係不可能畢業，但唸經濟學就比較快能完成學位。當你順利拿到一個公認難拿的學位，有時感覺好像必須去教書。」

這段話斷章取義地放到現在的香港台灣網路生態裡當然可以直接引起一連串爭議與諷刺，不過，烏琵在這裡埋的是伏筆。那是一九九○年，而且是阿爾巴尼亞——最後一個結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東歐國家——對孩子講真話，是絕對危險的。十頁以後，當政治局總書記宣布政治多元不再是犯罪時，烏琵的家人向她坦白他們的態度：這個國家一直是個露天監獄，足足近半世紀。

「家人們老愛談論的大學確實是教育機構，只不過是很特別的教育機構。每當他們提到有親人畢業，其實是指對方剛從牢裡出來。拿到學位是暗語，代表服滿刑期。所有那些字母大學，其實是監獄或勞改營的縮寫。不同主修科目代表不同罪名：國際關係是叛國罪、文學是宣傳煽動、經濟學是比較輕的罪，例如持有黃金。學生變老師，意思是前犯人轉成間諜。成績優秀代表刑期明確，退學代表死刑。至於休學或輟學，就代表自殺。」

無知的小孩一晚長大，在歷史的荒原盡頭，前方舉目全是新世界。成人跟小孩不講真話，一方面是保護孩子，另一方面也是拯救自己。烏琵從小受學校的洗腦教育長大，熱愛著世界偉人史太林——似曾相識的故事——就算表現得不夠愛黨都會被她大聲糾正，算是超級小粉紅網軍，還如何跟她講真話？毛主席不萬歲，你就活到這一歲好了，謊言是活下去的方法，只能等到自由終於降臨。

不過就如在保加利亞跳舞的熊，如俄羅斯人面臨的二手時代，烏琵迎接的自由亦不好過：「當自由真的到來，卻像沒解凍就端上桌的魚肉。我們嚼也沒嚼就呑下肚，但還是沒飽。有些人猜想，我們是不是拿到剩菜，有些人則說這只是開胃菜。」

東歐人總喜歡用食物來做政治比喻（《二手時代》：蘇聯走了，政客分了大蛋糕；《克里姆林宮的餐桌》：把國家當野豬那樣瓜分），我也用一個：自由像鐵板燒一樣炙手可熱。剛從冷戰解凍的人們沒辦法直接運用。六八年的蘇聯開著共產主義的坦克進入捷克，並不代表九○年代的自由陣營就是正義之師。生活的保障並非單純來自政體與意識形態，如果政策沒有照顧人民，生活依然一籌莫展。就像《自由》裡記錄的，獲得自由的阿爾巴尼亞人，其中一個熱門選項就是移民外國。這回事叫遷徙自由。

烏琵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教授，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政治理論。這顯然不可能被她的家人理解：我們被黨壓迫了一整輩子，一整條血脈，現在妳去研究那些壓迫我們的玩意？「然而，他們所追尋的未來和社會主義國家曾經體現的未來，靈感都來自同樣的書、同樣的社會批判與同樣的歷史人物。」烏琵好奇的是，自己究竟從何而來。為了知道自己的成長背景，左翼理論的合理與不合理在她筆下像剖魚般切開。

這部回憶錄原本未必會面世，因為烏琵原本想寫一本哲學理論，只是寫著寫著，筆下的對象就成為了自己接觸過的人們，那些讓她成為她的人們。「我們住在同一個地方，卻活在兩個世界。」理論是生活的暗語，蓋過的是一條條鮮活生命。回憶錄的用途在於共鳴的召喚——至少馬克思主義者如作者，確實是這樣想的。但用途以外，《自由》所呈現的，是半世紀以來的爾虞我詐，以及後來三十年的無所適從。它是一部值得放進東歐書櫃的著作，不為著任何意義上的「畢業」，而是，它的存在已是一種關於自由的曖昧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