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喝

原刊於《字花》第110期。

疫情過後台北到處都是香港人，以我不怎麼準確的個人統計來說，捷運上講廣東話的人比講台語的還多。疫情證明了一回事：原來香港人三年沒去日本也是不會死的。不過正如《回魂夜》所講，死還死，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這始終是兩回事。不能出境的旅行民族內心是翻江倒海的，是氣吞萬里的，是躁動難安的，他們壓抑著七孔流血的內息終於扛過了封關時光，一開閘就賽馬般應聲彈出拋離十個馬位。台北城內，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好耐無見」。

那時我大概每個月都會接待四五組香港朋友，有想過要不要就原地轉職當導遊。只是要我早上起床接客實在強人所難，結果通通都約在酒吧。有來旅遊的，有來開會的，有工作也有讀書的，有來拍婚紗照有來渡蜜月的，全部喝個花開富貴。其實香港機場到桃園機場才一個半小時，我還遇過周六中午到周日晚上走的極限行程，這人把唯一一晚分了給我喝酒。不得不說我這輩子沒喝過壓力那麼大的酒，幾乎脫光衣服載舞娛賓。

導遊也不是那麼好當，這些朋友是來旅行的，意思是，他們出門前會搞出一整套前行研究。幾點到幾點這家餐廳人最多，這裡CP值低那裡又服務不好。旅客往往比住客更清楚自己想要甚麼，至於甚麼在地人推薦或者家常菜，唏，那都是異國情調了。他們不吃這一套，他們要吃米其林，陪他們吃一頓是要傾家蕩產的，那都是些在香港賺港幣的神仙啊。我最後也懶得推薦甚麼，由他們自己去玩吧，生命會找到出路。至少我不用為出路負責，我負責喝醉跟「好耐無見」。

只是有次跟一個演員朋友喝酒，她說，那天早上她跟朋友去了一家匪夷所思的咖啡廳，規矩之多還以為自己欠了店長一屁股債。我才聽兩句就知道他媽的這家店我太太也去過，兩個月前我聽了一模一樣的抱怨：那天她下午到店，其實只是想補充一些咖啡因好繼續工作而已。那店長在收銀台前弄東西，她進店就點一杯美式，店長大皺一眉，叫她先去找位子。我太太把包包放到座位上，又回來收銀台。店長嘆了口氣，手指指著桌上的到店須知。也是甚麼最低消費一杯飲料不得大聲喧嘩寵物禁止內進諸如此類的，太太快速瀏覽了一下，只不過要杯美式也不用甚麼說明書吧。結果店長連頭都沒抬：「妳一定沒仔細看。」太太心想甚麼鬼，結果那份須知上寫著：請在座位等候店員過來點餐。

演員朋友說，痴線，一模一樣！還給我幾張光看就覺得不怎麼好吃的甜點照片和摩西十誡一般的到店須知。那晚回家我把照片給太太看，她笑了一輪，然後說：但我去的是另外一家耶。

現在是太多訓導主任轉職來開咖啡廳了嗎？台灣最美的風景是到店須知。

咖啡廳和酒吧是兩個我最常去聊天的地方，一個花錢買清醒，一個花錢買醉。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如果沒有咖啡因和酒精到底長甚麼樣子了，大概暴躁得像燒滾的摩卡壺吧。又或者說，咖啡廳和酒吧都已經分工了，前者集中在中午而後者從黃昏開始。我們總在不同地方，喝著不同的娛樂飲料，聊著不同的事情。我們在咖啡廳和酒吧的行為大相逕庭（儘管它們賣的飲料有時重疊），你不會在咖啡廳請隔壁整桌喝一shot濃縮咖啡，也不敢在酒過三巡後簽保險合約。但在歷史上，其實咖啡廳的出現時間比酒吧晚非常多——可以想像在那之前，歐洲人正事聊到一半還會發酒瘋的樣子。以前德國人早餐還會喝啤酒湯呢，相比之下我簡直是現代文明楷模。

差不多四百年前，有個英國政治家皮普斯（Samuel Pepys）忽發奇想，決定開始寫日記。只是跟我們不一樣，他真的有繼續寫下去，還一寫寫了十年，到最後他覺得寫日記影響了他的視力才決定放棄。古代人就是古代人，我花三天就能掰出這個理由了。他從一六六○年一月一日開始寫，最初常去小酒吧，但到了第三年開始就轉場去咖啡廳。那時咖啡廳才剛進入英國不到十年，是非常新潮的玩意。正因為這位老兄的日記流傳後世，我們才能一窺早期咖啡廳的模樣，所以你各位真的要保存好日記，一不小心掛了後還會被拿去當史料。全世界都知道你暗戀那個誰了。

皮普斯改去咖啡廳的理由很簡單：聽八卦和吹水。這玩意可以很深奧地稱為「裙帶」，但實際上我們也知道，只要常常泡在咖啡廳，總是能交上幾個朋友，總是能交個煙朋酒友，總是能交上幾個阿裙帶路。一六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位老兄聖誕節跑去咖啡廳跟人家討論羅馬帝國史，隔一個星期再去跟別人談雙體帆船，然後跟商人聊天，還有跟高官打屁。咖啡廳才剛進入西歐就迅雷不及掩耳地瓦解了酒吧的一黨獨大——「在小酒吧裡喝酒是遭人毀謗的，在艾爾啤酒吧裡被人看見更加令人不齒。而逍遙自在地坐在咖啡廳裡打發時光，那是一件無論如何也不會受到指責的事情。」約翰．菲利普（John Phillips）在一六八二年寫的這段話，完整描述了我的婚姻生活。

這些古代的達官貴人選擇去咖啡廳，首先肯定是因為在當年的酒吧談事情沒有效率，還低賤，不符合英國佬的假掰氣息。但說到底，咖啡廳的最大賣點就是自由自在。它是一個交流的中間地帶，每個人帶著他們的故事和資訊進門坐下，點杯咖啡就開始誇誇而談。研究咖啡廳的歷史學家艾利斯（Markman Ellis）在《咖啡館的文化史》裡寫道，像咖啡廳這樣的地方，沒有法則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但是每個人都知道行為的方式，並且無法容忍行為不合的外來者。在最早期的咖啡廳裡，「沒有人被排除在討論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因為自身的某些條件，例如身分、財富、權力、蠻力，來獲得優先權。所有發言者都是平等的，在咖啡廳虛構的集體空間裡，等級制度被消除了。」就是這樣，皮普斯一步一步往上爬，咖啡是他的階梯與腳踏石。

儘管這些祖先們並不知道，但咖啡進入英國的時間，恰好是我們這些不肖後代們稱為「現代」時間的開端。咖啡廳的自由越過歷史長河，經過品種改良與雜交派對，送到我們的桌上。後來我們不再把咖啡廳當成公開辯論場地，還是保留了聊天與交友的功能。當然，最重要的是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而不是閱讀老闆的摩西十誡。如果咖啡廳沒有自由又多多規矩，老闆還在Google評論上屌客，搞到沒有客人然後陷入惡性循環，順便提一下，這些英國人還發明了個東西，叫作經濟自由主義，專門就是用來淘汰這些咖啡訓導主任的。

不過，話雖然這樣說，但為甚麼還是有人願意花錢買罪受？這些爛店為甚麼還能屹立不倒？在這裡要繼續講的東西，大概就不只是咖啡廳的歷史，而是我們究竟希望在咖啡廳幹甚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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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我在咖啡廳也幹過不少事，大學時與幾個朋友談出一本雜誌來，安慰過朋友失戀，約會，寫出小說集，又簽過各種合約，聊出一份工作又確定了離職。咖啡廳是個容器，它可以讓一個人鑽進去，也能夠容納眾數，只要是靜態的活動，彷彿都能在這安身立命。而在咖啡廳裡聚會的人數不會太多，這空間不是提供給團體的。如果是香港人的話會去飲茶或去大牌檔，至於台灣人決定事情往往是在餐桌上，那是茶而並非咖啡的世界了。

咖啡廳到了很久以後才進入我的視野，大概是高中時吧，學校附近開了一家星巴克，而那時我正準備考大學，咖啡廳在視覺和嗅覺上都比起圖書館或自修室吸引得多。在那以前，我大部分咖啡都是在茶餐廳喝的，喝了兩杯還是決定繼續喝奶茶或是凍檸茶。另外就是自動販賣機那些讓人心律不整的罐裝咖啡了，每次都像在灌遊戲的體力藥水。我們是喝茶的民族，從小到大用的都是茶壺和茶杯。可惜到人類成功抽取咖啡因時已經用咖啡好一陣子了，不然這玩意可以叫茶因之類的。語言永遠都是些隨意的東西。

而且在香港，在星巴克或其他連鎖咖啡店點餐都要用英文，哪有甚麼美式，是Americano。我當年的英文能力排在全級倒數，唸起來就是American-no，實在是舉著美旗反美帝。最後我去星巴克都選擇菜單上最簡單的英文：Java Chip，一杯巧克力碎冰，這提神的效果低得可憐，還附送蛀牙加口臭。順帶一提，香港的Subway也得用英文點餐，於是我們就在那this this this and this，但我不吃美乃滋與番茄芥末醬，沒有辦法用no this來解決。我後來都不太去這些店了。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進去點杯熱茶，tea, hot, this。還能無限續杯。

但正正是這樣子，反而符合了咖啡廳最原初的用途——其實以前的人去咖啡廳，並不單純是為了喝咖啡。先前提到，酒吧提供了強大的推力，而剛在西歐面世的咖啡廳又有新鮮的拉力，你濃我濃眉來眼去了。「不過是因為人們的習慣誘使他們在這裡會面聊天而已，咖啡只是助興。」十六世紀的旅行家這樣說。而研究咖啡史的艾利斯也這樣寫道：「對於一個沒有喝熱飲料的歷史和習慣的社會來說，咖啡是一種複雜而並不令人喜愛的東西。」在那時的人眼中——尤其是被搶走生意的酒吧員工——咖啡的味道和氣味都跟大便差不多，像跟煙煤磨碎混合了差不多。這是原話，不是我亂掰的。打死我都不敢得罪研究飲食的人，鱔莫大焉耶。

除非是有特地學習過怎麼品嚐，不然去咖啡廳的普羅大眾如我，其實是為了買一段私人的時間，悠閒的時間，作出區隔的時間，非正式的時間。有時我也會點一杯精品咖啡，但除了最初幾口嚐個味道以外，其餘都是功能性的。卡布奇諾、歐蕾和拿鐵我也老是搞不清楚，更不用說美式和長黑了。對我來說，咖啡廳一直都是祛了魅——又或說從來沒魅過——的空間，我來買一個座位和飲食，就像買了特定時間的一個空間。在這裡，我想幹嘛就幹嘛，想this就this，no this就no this。

義大利的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寫過一本《工作室裡的自畫像》，在這部回憶錄裡，他寫自己在羅馬和威尼斯的工作室裡的經驗。在那裡的畫，在那裡的手稿，在那裡寫過的論述與信件，已經離開或疏遠的良師益友。「工作室是潛能的圖像——對作家來說，是寫作的潛能，對畫家或雕塑家來說，則是畫畫和雕刻的潛能。」在這些工作室裡，阿甘本記下了大量的筆記：筆記是工作室的形式，而工作室是本質地未完成的。他這樣寫道。

對於阿甘本的這段話，我們有甚麼好說的呢？相信第一個反應肯定就是：大佬，我哪來的錢在台北或是香港搞一個獨立工作室？我的薪水才是本質上未完成的，我的潛能快溺水而死了。而正正就是這樣的緣故，我們很多時候是把想在工作室裡做的事情，帶到咖啡廳裡去做。工作，討論，交易，戀愛，諸如此類。沒有辦法擁有私密空間，我們就把空間外判出去，由於咖啡廳作為一個空無的容器，只要是在白天，它就理所當然地把人吸收進去了。在這裡，我們相信自己是私密而自由的。

由是，如果店家像訓導主任那樣管東管西，除非你熱愛被踩或是這地方有著過人之處，否則肯定是暴政必亡，良禽擇木。在自由和管制的兩極裡，咖啡廳在本質上始終站在開放的那頭。因為它代表的是一種另類的空間，一個日常的出口。它是其中一個最神奇的現代發明，而且歷久不衰，連室內禁煙都沒傷到它一分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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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期的咖啡廳對應的是酒吧，而咖啡對應的自然是酒。在咖啡的發源地麥加裡，許多穆斯林由於教義禁酒而選擇混咖啡廳，不過話雖如此，咖啡的詞源قَهْوَة（Qahwa）這個阿拉伯語的意思也是酒，禁得了實踐也禁不了概念。反正人類總是這樣，生命會找到出路。無獨有偶，幾百年後的清朝經學家阮元在纂修《廣東通志》時，也把咖啡譯成黑酒，「番鬼飯後飲之，云此酒可消食也」。

台灣咖啡達人韓懷宗憑著對咖啡的熱愛跑去讀了一大堆文獻，把最早期的咖啡廳分成三種，這些咖啡廳全都集中在伊斯蘭世界，距離它們傳到歐亞美文化圈還有上百年的時光。首先是咖啡攤，這種店有點像現在文青市集的小攤檔，以外帶和外送為主，不設座位而多在市場叫賣，有客到就現場泡煮。第二種則是咖啡店，這就很像現在我們常去的咖啡廳了，它提供內用跟外帶服務，有戶內的椅子和戶外板凳。在土耳其那邊，這種咖啡店被譽為「鄰家咖啡店」。我們可以記得，在現代以前鄰舍關係依然相當緊密，去咖啡廳聊天是他們的節目之一。沒有電視和網絡的年代真慘。

至於最後一種咖啡廳是豪華咖啡館，又或稱為咖啡宮殿。這種宮殿裝修之豪華讓人心想老闆到底哪來的錢，它營造出宮廷花園的景緻氛圍，有沙發又有躺椅軟墊，有現場表演又有專人服務，無聊了還能走到戶外手牽手一步兩步三步四步看星星。直到後來，每當鄂圖曼帝國征服一座城市時，其中首要任務就是蓋一家富麗堂皇的咖啡廳，用來顯示統治者的文明素養。咖啡宮殿會衍生咖啡店，咖啡店又會催生咖啡攤，這樣一套搞下來從土耳其到波斯，咖啡多不勝數，簡直是一條絲綢之路了。

如今咖啡宮殿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但當年的示範單位還是很有用，就像雖然你永遠不能像金秀賢一身肌肉，還是會硬著頭皮上健身房，又或不能像新木優子般白裡透紅，還是買一大堆化妝品，那時的歐洲旅行家跟外交官看到這些中東咖啡廳，心想自己也得搞一個。結果咖啡廳首先進入了英國，其後就在字面意義上開花結果。種一種還種出個全球化來。

在一六五二年，第一家由基督徒開設的咖啡廳在英國開張了，艾利斯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咖啡走進日常生活的起點與現代歷史的起源並無二致。這很明顯是個歐洲史觀，不過他的這本書連法國都不太提及，加上由於英國已經脫歐了，所以其實是個混沌史觀。「是咖啡廳讓人們學會混合式友誼的新方法，他們在討論裡加入商業冒險、苛刻的評論、科學討論、政治俱樂部等各種內容。」光看到苛刻這兩個字就知道這段描述集中在英國那些雞巴紳士身上。在那段咖啡廳剛出現的日子裡，由於英國正陷於混亂的政局，人們紛紛在店裡高談闊論，比如說「阿叔我呢，就覺得呢個政府好撚仆街……」

跟現在不太一樣的，是當年的祖先們通常晚上去咖啡廳，可想而知其實那時的咖啡豆不怎麼樣，否則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大量關於失眠和心悸的文學作品。「聚會之所以安排在晚上是為了方便那些白天工作的人參加，要討論的東西在前一天就已經決定了。」艾利斯這樣記錄當時咖啡廳的運作方式：「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禁令，白天不得對晚上的內容先行討論，如果有人覺得有需要，可以『以書面形式提交對討論的疑問或反對意見』。」換言之，咖啡廳在英國最早期是一個討論區，一種網絡世界前的實名制論壇。

時隔兩年，法國馬賽在一六五四年也出現了第一家咖啡廳，不過巴黎人首先就不屑這些穆斯林的異教飲料，就沒有流行起來。我們絕對沒有道理相信四百年前的巴黎人就不那麼雞巴。過了十五年，來自土耳其的大使在凡爾賽宮搞了一場豪華咖啡派對，把咖啡宮殿那套搬了過去才比較好一點。所以說示範單位有多麼重要。其後在一六八六年，傳奇咖啡廳波寇（Le Procope）誕生了，就是這家咖啡廳讓我們現在把咖啡廳和自由民主連在一起，光看看誰會去那邊喝咖啡吧：伏爾泰、盧梭、巴爾札克、雨果。就連法國大革命都在這邊開會討論後才行動的。想香港雨傘運動的集體回憶是金鐘道麥當勞我就痛哭流涕。

也是在這段時間裡，人們開始大量湧進城市，一段名為現代的時間終於滾滾開始了。大家都去尋找機會，上游的道路卻一票難求。每個人都忙碌而焦慮，而這些心理因素加上擁擠的城市只會有一個簡單直接的結論——喂喂喂企開啲啦屌你老母（站遠點啦操你媽）。就像在彌敦道上忠孝路上人人黑面，當時的倫敦巴黎也差不多。黑面是一個現代發明，而咖啡廳老闆們當然知道，到了二十世紀，咖啡館空間不再設置像是老客棧或牛排館那種大桌，又或是過往穆斯林咖啡店的椅子和板凳了，而是改放適合一兩人的小圓桌，或社交晚餐場合可容納三到四人的桌子。巴黎和平咖啡（Café de la Paix）的廣告將這種心態表現得一清二楚：「一張適合您或友人的桌子。」

從這時開始，咖啡廳相較起咖啡宮殿更強調私密感，儘管我們都知道那並不是真的，隔壁總有講個不停的大叔生意經或房東太太聚會，我們都相信這個地方是屬於自己的。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是外面，是學校，是公司甚至世界，在咖啡廳——這個由於沒辦法擁有工作室而退而求其次的地方——是可以造次的。它並不完美，早在十七世紀的倫敦已經是「水壺、鏟子、勺子在水槽撞出噪聲，人們在商量生意和交際產生奇怪的嗡嗡聲」的時代。然而我們姑且信之，相信咖啡廳和它最早期的自由概念接續在一起，也相信咖啡廳裡會有「適合我和友人的桌子」。

咖啡廳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地方，它的歷史對我們來說幾乎毫不重要，如果剛剛的段落你用跳的讀過去，那就在這邊降落吧——咖啡廳立足在當下，相對於酒吧更為清醒，相對於辦公室更為隨意，相對於茶樓更為私密，相對於茶餐廳和早餐店更為現代。我們甚至知道，這些說法全是文化幻象，都是強詞奪理，一如歐洲史觀的文化殖民就是強詞奪理。但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姑且信之，就是活在當下，就是任意裝配（Brico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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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在芸芸眾多人們會在咖啡廳會做的事裡，最令我感到奇怪的還是工作。這回事讓人越想越不對勁，就算是為了自由也好，在咖啡廳工作是：①花了額外成本做一樣收入的事；②明明在家泡咖啡更便宜或有效；③專心工作時幾乎無法／沒有心情享受咖啡師的匠人技藝。換言之，在咖啡廳工作這回事的重點不太在於經濟考量，事情發生的地方是內心。路不轉心轉，老抒情傳統了。

工作太狗屁，我們要去別的地方與之抗衡，嗨，去你媽的辦公室吧，老子要上咖啡廳。薪水在我身上華麗通過，進入咖啡廳老闆的口袋，再鑽入房東的帳戶裡。後面這些都不太關我們的事，問題還是那個：為甚麼我們要去咖啡廳工作？如果說是為了聊天，這邊有娛樂飲料讓我們邊聊邊喝，還可以理解，但是工作——那麼多地方可以工作，我要趕死線時連在捷運上都可以寫稿，為甚麼偏偏要付錢坐咖啡廳？

先說結論，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認為現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儀式感。儀式感這個詞現在已經被市場行銷整鍋端去用了，賣香氛又是儀式感，護膚又是儀式感，烘焙編織又是儀式感，反正花錢就對了。我的儀式感很簡單，宿醉隔天躺在沙發上思考人生，誰都不要來煩我，假死也是一種儀式。反正，桑內特認為現代社會速度太快了，生活將舊有的儀式感掃到角落去，搞得人人自危精神崩潰，連上班都上出一個心理病態來。

在過往的工作裡，曾經出現一種美好得像神話的三角關係，桑內特稱為「社交三角」，這三邊分別是①掙得的權威、②相互尊重、③危機中的合作。這樣的三角形不會讓職場變成伊甸園，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是種沒有靈魂的體驗。為甚麼現在的人常常講要有獨特有趣的靈魂？因為上班時他媽就是沒有靈魂。而這種三角形在本質上，就是舊日的儀式感。

掙得的權威是指老闆上司要花心思來在員工心中取得正當性，它可能是開會，可能是表現出上司本人的能力，甚至只是做做樣子。這主要是在緩和工作日常裡的不平等體驗，而且淡化命令與服從關係裡的羞辱。至於相互尊重比較特殊一些，它講求的其實是工作裡的信任——如果你完全不相信隔壁那隻四眼田雞（就是我），別講尊重了，連公司都不想回去——信任導致尊重，至少不拖後腿。這就來到三角形的最後一環，危機中的合作，那確實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老吊橋效應了。

這些看起來老生常談的玩意現在看起來居然遙不可及，讓人不禁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且這些文字居然由我這個失業的人寫出來，簡直就是諷刺笑話，太監教人用撚。為甚麼社交三角已經變成神話呢？桑內特做了一次統計分析，在千禧年後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在職涯中將會更換僱主十二到十五次，而且在組織裡的社交關係都是短期的。這不只是員工不想交際而已，而是管理學大師們也發出聖旨：員工團隊在一起不要超過九至十二個月，以免員工習以為常而過於依賴彼此。員工要保持著隨勢而動的狀態，隔壁部門缺人就馬上去補位。不得不說，這些管理技術讓人想到一千年前的宋朝軍事更戌法，禁軍幾年換一次地方上班，換著換著連自己上司是誰老婆在哪都忘了。

而人們離職的原因也層出不窮，有像我這樣不爽工作的，也有一位朋友，我二○一七年來台灣認識他至今，已經換了六次工作，因為除了換工作外他找不到加薪的方法，反而是每次換公司都至少能加個幾百一千。「我看到一個人的履歷在同一家公司待五六年時，就會開始懷疑。」桑內特的受訪者這樣告訴他。不斷變遷的工作、城市、世界讓人根本不可能靜下心來，靜不下來就別想信任了，不信任又不可能順利合作，這一切都惡性循環起來，儀式感始終建不起來，社交三角看起來遙不可期。

在這一切狗屁倒灶的玩意裡，我們選擇撤退，回到大後方安靜工作。而這撤退當然是指向咖啡廳——問題正正出在這裡，為甚麼我們會撤退去咖啡廳工作，卻不是回家？這首先是因為，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人本性或多或少都有想把事情做好做妥的慾望，或退而求其次，至少把事情做到不被主管罵吧。我們先姑且叫這種慾望做工作倫理好了，桑內特分析了一下，這工作倫理首先是令人不安的，因為根本不可能會有做得好的工作，像擁有工作室的阿甘本那樣說：工作是本質地未完成的。其次，這會將日常生活弄得像走地雷區一樣，一切都讓人想到工作；最後還搞出一個心理病來，連遇到陌生人都可能只想到對方構成的威脅與傷害了。把工作帶回家裡，就像帶顆計時炸彈回家當寵物養一樣心神不寧，我們需要公司和家以外的第三個地方。

社會學家歐登伯格（Ray Oldenburg）將世界分為三種場所，除了居所與辦公室這兩個地方以外的非正式場所，諸如阿拉伯咖啡館、德國鄉村餐廳、義大利酒館、美國西部拓荒時代的鄉村餐廳、貧民區的酒吧，就是第三場所（third place）。「第三場所存在的理由，來自於它跟日常生活中其他環境的差異，而且透過比較最能彰顯。」歐登伯格這樣寫道：「它不僅讓人免於日復一日的單調平凡，或讓人得以在激烈競爭中抽身暫歇。」

換言之，在咖啡廳的吸引力，酒吧以及辦公室的推力，以及在居住的地方太容易擺爛，但還是想把工作做妥的心情，加上租不起獨立工作室，讓我們的第三場所毫無疑問地座落在咖啡廳裡。這就是儀式感，這就是活下去的方法。它在文化上跟我們說：在這裡，本質上你是在享用私人時間。咖啡廳是一副巨大的假面，釋放日常生活兩點一線裡不敢造次的力量。我們買一杯美式，佔著小桌子（或大桌子的角落），在這嘗試著好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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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許多時候，我們也不只一個人去咖啡廳，有時還會與朋友一起去咖啡廳工作，一到就戴上耳機各做各的了。等到事情做完後我們才拔掉耳機，隨意地聊上一陣再離開。咖啡廳和酒吧也是聊天的地方，如果要拉出一個比例尺的話，酒吧偏向天南地北地聊，而咖啡廳始終有一種正式性，它可以聊些正經事。這樣說好了，咖啡廳的談話可以更靠近「利益關係」，而在酒吧則可以講一些國家大事——這年頭要講國家大事，不夠醉還真說不出口。

歐登伯格所分析的第三場所，其中主要的元素就是這些地方要有有趣和愉快的談話，儘管它並不是唯一的活動，但在這些地方裡，談話不會太過緊張或充滿敵意。繼承著現代啟蒙精神，咖啡廳講求的人人都可以表達自我。而桑內特在《合作》裡認為，聊天實際上其實就是一種合作，良好的聊天就是一種儀式，讓人際關係緊密起來，才能有辦法面對這狗屁倒灶還不停加速的現代世界。簡而言之：打嘴炮有助心理健康。

桑內特認為我們有兩種交流方法，第一種是辯證式的，我們對立的論點最後會交織在一起，將歧見攤開來講——「你覺得是這樣，我覺得這不是吧」——為著最後達成一個共識。這些意見會像球一樣拋來接去，最後可能會落在令人訝異的地方。第二種是對話式的，這種討論可能不會達成共識，但在對話之間可以讓人更了解自己的觀點，也增加對彼此的了解。「你覺得是這樣，那是為甚麼？……我反倒是覺得因為……」辯證式和對話式的交流，是我們發揮同情與同理心的地方，我們首先聆聽，其後回應。在這個美好的構圖裡，置中在桌子上的，就是一人一杯咖啡。咖啡與咖啡廳讓這樣的合作儀式得以一直循環，利滾利，無遠弗屆了。在這裡，我們清醒而非正式地享受著自由。

所以，在繞了一大圈後，我們現在可以回到那家有「到店須知」的咖啡廳了。它之所以顯得奇怪，是因為它在一個被相信為自由的地方執行限制，在本應輕鬆愉快聊天的場所安插了一個暴君。它把辨公室隔間的靈魂安裝進了店裡，不得不說，有些施虐狂的性質。

但它依然合理，又或說，它還能在市場存活下來，是因為它接收到辦公室外判出去的儀式感，網羅了需要孤獨感的客群。我還記得多年以前，在新竹去過一家咖啡廳，幾乎是這些缺點的總和：它的燈光昏暗得沒法看書，只能用螢幕；它有每人最低消費，但他媽的每一杯飲料都差二十塊才到限額，就是逼你要買兩杯或加個甜點；它不歡迎人們在裡頭聊天，兩位老闆像環形監獄的監視塔一樣緊盯每一個人；飲料當然也只不過普普通通，而且十二點開門，五點多就關門大吉了。反正就是一個洞穴，柏拉圖應該是因為去過新竹才決定去洞穴外找理型世界的。然而，這個洞穴卻不愁沒有客人，怎樣都會有人想找個安靜的地方敲一下午鍵盤。咖啡廳幾乎可以吸收一切客人，舉著現代和清醒的大旗，它勢不可擋地從麥加出發，勢不可擋地輾進每一座城市。

而它所確切象徵的，是在辦公室無法企及的私密感，在家裡無法獲得的親密感，再以和平咖啡的廣告來說，在這第三場所裡，擺著一張適合您或友人的桌子。在這裡，我們可以進行辯證或對話式交流，又可以戴著耳機管好自己的事。它其實就是桑內特所熱愛的，一座自由實驗室：我們都不知道實驗的結果是甚麼，但我們樂意去嘗試，去試誤，去玩玩，去娛樂，去造次。讓聊天的結果和咖啡的香氣帶領著我們抵達任何地方。

於是，咖啡廳實際上帶領我們繪製出兩條路線，從咖啡廳回到辦公室是從私密空間走回正式地帶，從咖啡廳回家則是從開放場所回歸閉鎖範圍。在聊天的來回刺激過後，在工作的聚精匯神以後，我們回到安穩的家裡，回到真正的私人世界，整理剛剛討論過的細節。有人會因此記下日記或筆記，就像皮普斯那樣，又有人因此發展出一套理論，就像歐登伯格，當然絕大部分情況，是在洗澡時自言自語想出些甚麼，一踏出浴室就忘了個清光。

而我這次所選擇的，是這樣一篇散文，這樣的一本書。如果真說為甚麼會選擇以咖啡廳來盛大開幕，只是因為，我希望在這裡興建一座架空的咖啡廳——散文可以說，是詩與小說的第三場所，一種忙碌修辭裡的喘息，附加輕盈生活中的儀式感。它有非正式的彈性，有友誼般的合作與刺激性的提神作用——我喜歡說我們，因為在咖啡廳和散文裡的，都不只我一人的存在。從現在開始，散文應該要是一種毫無壓力的試喝，一場不知所終的冒險，一次強調偶遇的推門而進，一座不知結果的自由實驗室——又或者說：一份適合您或友人的散文。

《百年孤寂》的起源神話是這樣寫的：這是個嶄新的新天地，許多東西都還沒有命名，想要述說還得用手去指。而這，就是this this this and this的精神。